宋朝真有谣传的那么富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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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朝,历史学界一直有一个明确的评语积贫积弱。意思是不但武力虚弱,无法在对邻国和边疆民族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其财政状况也非常糟糕。


但近来似乎又有一种评论,认为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不但财政收入远超当时世界各国,且财政理念超越所处的时代。不少人吹捧宋拥有类似现代的财政制度,并且在商品经济方面,上升到了中国历史的顶峰。事实果真如此吗?


吹捧者的逻辑

在不少人心中 北宋不仅是当世之最 也是中国历朝之最


关于宋朝的超前经济理念与商品经济顶峰,支持者们往往都会例举下面几点:


宋朝的财政收入远超之前的唐朝。巅峰时期曾经达到一亿六千万贯,更凌驾于当时世界各国之上。换算为白银,就有近一亿六千万,是明清时期财政收入最高峰的两倍。所以,宋朝实际上是古今中外最富庶的国家!


宋朝的财政收入中以工商税为大头,土地税只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宋朝的工商税成为财政收入的主流,这与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十分类似。说明宋朝在财政制度上已经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严重依靠土地收入的弊端,正在转型进入工商业社会!


宋朝设立了很多与工商业相关的政府部门,也颁布了相当数量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宋朝的商业空前发展。其印刷纸币、收取间接税等措施,较之所处的中世纪时代,带有明显的现代色彩,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创举!


因为采取这些创新的举措,所以宋朝虽然在历代大一统王朝里面积最小,却创造了最多的财政收入。宋朝不但在财政收入上,甚至在财政制度上也率先完成了从中世纪国家到近代国家的转变!


财政赤字压力大

宋神宗:原来朕如此有钱!


如果宋神宗赵顼得知,自己的朝代让那么多现代人深信不疑,大概也只能以苦笑应对。我一个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取尽山泽而不足的穷皇帝,怎么就成了世界最富有国家的君王了呢?


如果北宋王朝的财政制度真的已经超越时代,进入工商业发达的近代国家模式,又怎么会自建国二十多年国家财政就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以至于从真宗时代开始,朝廷就尝试各种形式的改革举措。然而一直到南宋灭亡时,财政局面都未能好转!


实际上,宋朝无论在经济上或是在财政收入上,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世纪封建国家。农业始终是社会财富来源的为基础。不要说在工商业发展上不能和真正的近代化国家相媲美,就是其数额惊人的财政收入,也恰恰证明了北宋的财政制度即使是在中世纪也是最糟糕的设计之一。


宋朝繁华城市的一角


北宋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以土地税为基础的,商税的收入是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益。此种增益不是来自于宋代商业的自然成长,而是来自于从统治初期就一直存在的收支压力。


以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为例,全国财政总的收入为金帛1950万(贯、匹、石),支出却已经高达2185万,赤字有二百余万之多!


宋神宗时期,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已经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地步。滞后的王安石变法,不是为税赋压力已经非常沉重的形势户和上户减税。恰恰相反,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北宋巨大的财政缺口。改革的总方针就是在想尽办法开源的基础上,达成国库充盈的目标。


为此,各地地方官争先谋划赚钱的良策,有些政策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为了七八千贯的利润,将古代帝王的陵园租给百姓耕种,将祭祀贤人的庙宇租给小贩做生意。这些政策获利微薄,却在民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以至于宋神宗不得不亲自下诏制止。


王安石的第一重任是增加收入而不是减税


变相的胡乱收费

宋朝城市中的集市


在名义上,北宋的两税跟唐朝的两税差别不大。然而宋朝赋税相比于唐朝的特点就是,正税之外的杂收部分。按照当时人的说法,两税之外的杂变、支移、折变等诸多名目的乱收费。这使得人民交纳的实际税赋,比明面上的两税,增加了二到七倍之多。


除了乡间的田赋和城中房屋园地税之外,宋朝还收取杂变和人丁稅。另外农器、支移、折变、头子钱等名目不一而足。在某些财政困难的县,甚至预支田赋到七八年后。显然这种预支是不会有偿还的可能,也就成为一种附加的税费。


宋朝将全国民户分为形势户、上户、中户、下户等数个等级。其中形势户作为宋代的基层官吏的来源,是整个北宋王朝的政治基础。但形势户在田赋的缴纳上并无任何特权,反而要比其他民户更早缴纳赋税。如果国家的赋税沉重,首先就会打击到这些被北宋视为根基的形势户。


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明白为什么宋朝的财政收入里,工商税的比例一直在增加。如神宗时期两税收入为2000万贯,其他税入则多达4900万贯。作为两税之外的税收大头,工商税大部分并不是直接落在关系到地方稳定的形势户头上,而是以转移财政负担为目的。将国家的财政压力更多的释放在中户和下户这样的平民百姓头上。


北宋征收商税的特点之一,就是高税率。由于重复征税的原因,商税的比例一度高达10%,矿税的比例更高达两三成。而其铜铁金银等,又以官价强行全部收购。


宋朝的城市经济繁荣 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


其次是榷禁,即国家专卖制度。宋朝的国家专卖商品范围比前代都要广泛,茶、酒、盐、矿等日常必需品都实行榷禁。国家随意提高专卖价格,对于豪强富户压力不大,却严重影响了普通百姓的日常开支。


第三是抑配之法,即专卖的商品太多,官价卖不出去的时候,就强行让百姓摊派购买。如规定人民婚丧嫁娶一定要按定额买酒,不问贫富按人头摊派茶叶等。这都是在变相的将国家计划经济产生的损失,转嫁在人民身上。


在这样的重压下,走私和私卖事件不断发生。比如湖北私茶商人,数百一伙,成群结队贩运私茶。他们舞枪弄棒,弄的官军不敢接近。庆历时期,两浙贩运私盐者超过一万七千人次。


宋朝对违反榷禁的人民处罚极为苛刻,士大夫无论如何都不会杀头,但只要贩运私盐二十斤以上就会杀头。显然,宋朝的普通百姓跟富裕二字谈不上关系,而是不得不行走在违法的边缘才能维持日常生活的需要。更为可笑是,宋朝在州府交通要道,都设置了关卡,对进京赶考的士人举子收费,乃至将随身行囊搜检一空。


显然,北宋巨额的工商税收并不是商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宋朝千方百计盘剥人民的直接后果。其目的就是为了缓解作为政权根本的形势户的经济压力,而将其转移到一般百姓身上。和唐朝相比,人民的生活没有明显改善,而日常的经济压力却大幅增加。


舞刀弄棒的走私团伙 让很多地方官军都忌惮三分


货币经济的本质

北宋的铜钱发行量巨大 却还是不能满足需求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货币增长迅速,每年铸钱超过一百万贯,最高年份甚至超过570万贯,比明朝三百年铸钱的总量还多。认为这是经济进步的表现。货币赋税代替实物赋税在一般情况下的确是代表了经济的活跃。但在宋朝的语境下却有另外解读。


北宋重视税收,征收的钱、粮、谷、丝、锦、矿乃至柴薪马草,都尽可能的精细到个位数。在实际税收里显然不可能完全严格按照这个标准去实行。朝征收税赋十分庞大,转输贩运又是一个大问题。财政收支的完全货币化,对于宋朝简化财政手续,减少税赋虚耗是很有利的。这也是宋朝大量铸钱,以输钱代替输送实物交税的原因。


在商品经济和农业发展不到位的社会里,对于老百姓税赋的货币化是一件有弊无利的事情。农民手里有各种农副产品,却没有货币。为了交税,就必须将货物卖给商人。由于这种交易带有强迫性和期限,并非自由交易,商人可以肆意压价收购,对于农民损失很大。如果不想这样,则农民就不能专心耕作,而是想法从事别的劳动来积攒钱币。可以说这是一种政策不当,而强行推进的商品和劳动力流通。


宋人李椿所言:今谷帛之税,多变而征钱,钱既非民之所自出,不得不逐一切之利以应官司所需。既逐一切之利,则不专于农桑。


另外,由于北宋严格实行榷禁制度,农民无法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获得盐、铁、茶等日常生活用品,而只能用钱向官府购买。这样做的结果是仿佛宋朝的商品经济极大繁荣,实际上人民生活更加不便了。


滥伐纸币更加剧了通货膨胀


通胀大国

花钱无度的宋徽宗


纸币的发行,则更是北宋财政混乱的一种体现。宋朝发行纸币,并不是因为纸币在流通中的种种便利之处。正是由于宋朝为了推行货币税收,滥铸钱币,导致铸造钱币的贵金属严重短缺。以致铁钱、锡钱等劣质钱币纷纷出现。宋朝几次推行纸币或者劣质钱的时候,都是大量财政支出无法弥补的时期。


宋神宗时对西北用兵,在四川发行过量交子,使得物价飞涨。宋徽宗大造宫殿,征讨四夷,在民间发行成本低、面额大的当十钱、夹锡钱,使得经济混乱。南宋面临财政困境的方式也是滥发纸币,一味的以纸币来应付越来越大的财政缺口,最后发行量甚至超过了十亿贯。结果,在南宋遭受到军事失败之前,经济就已经提前陷入了崩溃。


灭亡前的宋朝 实际上已经财政崩溃


历史上,北宋王朝征收赋税的力度前所未有,却始终难以避免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尴尬局面。冗官、冗兵和冗费的魔咒,始终与两宋王朝相伴,说明北宋在行政和军事效率上的空前低下。别说与汉唐相提并论,甚至也不如后来被人屡屡诟病的明清两朝。


作为古代封建王朝财政失败的一个典型案例,宋朝财政是无论如何都没法与现代财政、资本主义萌芽和自由市场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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